翻譯的藝術~翻譯作品流行直譯風

近年國內書籍出品的步伐，格外快速。其特徵之一就是凡是海外流行的著作，馬上就會得到國內出版業的青睞，立刻翻譯出版。除了原來翻譯界的龍頭外，還有相當一部分著名的出版社，也有編譯的叢書。而且所譯之書，包羅萬象，應有盡有。

人在海外工作，因此就有不少出版社與我聯繫，希望我推薦著作，並幫助他們與作者或出版社聯繫版權事宜。由此緣故，有機會讀到一些譯作。但遺憾的是，與文學作品的翻譯相比，學術著作中文翻譯品質，實在無法恭維。大部分譯作文字詰屈聱牙，根本不符合中文的習慣，甚至根本就不是中文。一些能閱讀外文的學者也有同感。他們對我說，許多時候他們寧願讀原作，而不願讀其譯作。這是十分讓人遺憾的事情，因為中文以象形字為主，而且結構簡潔，一目十行是完全做得到的。因此如果能讀中文，比較閱讀外文原文，就流覽而言，速度肯定要快一些。這是中文的美妙之處。但一些學者因為中文譯文實在太生澀，而情願讀外文原文，可惜、可悲！ 
　　
我們在不同的場合，也與國內做翻譯的出版社談及這一問題。他們的回答一般總是，翻譯人才難找，因為翻譯作品不算學術成果，許多高水準的學者不願從事翻譯。這的確是事實。但從我看到的翻譯作品中，五姊妹翻譯，其實也有不少頗為知名、學有成就的學者，而且有的也已從事翻譯工作多年，並以此成名，但其翻譯品質，仍然談不上通順易懂。因此我想，其實這一問題的癥結，並不完全是因為這些譯者水準不行，而是因為在目前的學術著作翻譯的圈子，有一種追求所謂“直譯”的風氣，並以此為傲，似乎譯作就必須帶“洋味”，甚至愈“洋”、愈怪愈好。這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大問題了。因為文學作品的翻譯，就與此不同，一般是能讓人讀懂的。為什麼文學界的人士，能將外國作品（特別是外國電影）翻譯得讓中國人看得懂、聽得懂，而學術翻譯，就必須搞得如此洋氣、古怪呢？ 
　　
首先，所謂“直譯”的想法，其實是說不通、也做不到的。就拿中文和英文來說，其時間、地點狀語，都有不同的位置，因此你再想“直譯”，也必須對此加以更動。比如英語說“我在台灣學過中文”這一句，就是“I　have　studied　Chinese　in　Taiwan”。如果想直譯，那就是“我學過中文在台灣”，當然一般人也許也能懂，但我想沒有一個翻譯者會如此懶惰、或者對原文如此“執著”，而用這種方法翻譯這句話。既然你已經做了時間和地點狀語的更動，那麼為什麼就不能對其他不適合於中文習慣的外文表達方式，也在翻譯時加以修改呢？ 
　　
其次，語言是活的，其含義在各種不同的場景下，會有許多不同。而許多譯者，常常拘泥於他在初學外文時候，對一個單詞的第一對應意思的認知，因而不管場合如何，一概就用這個對應詞來做翻譯。於是就會讓人無法明瞭其譯文的意思。如“true”一詞，字典上的第一對應意思是“真實的”，但它還有“對的”、“正確的”、“確實的”等意思。而在學術著作中，這個詞通常就表達後面幾種意思。換言之，如果英語原文是“It　is　true　that…”，那麼中文或許就應譯為“的確，如何如何…”，而不應是“這是真實的，如何如何”。因為講英文的人在口語中，也常用“true”來表示對對話者的意見表示贊同，也就是說“對”、或“對的”、“是的”等等。這裡的“true”與“真實的”意思，並不一致。 
　　
再者，因為語言是活的，所以即使是再好、再全的字典，都無法完整提供其所有的對應含義。舉一簡單的例子，就是本文的標題中的“親愛的”(dear)一詞。“親愛的”自然是其最常用的譯法。但如果將每一個“dear”，都翻譯成“親愛的”，那就是非常懶惰但又十分常見的作法，其實很不妥當，無法正確表達英文原文中的親疏關係。在中文中，“親愛的”一詞有很強的親膩、親熱的含義，也許只是在戀人、愛人之間才會使用。但在英文中，該詞則有多種含義，而且在許多時候，並不帶有親密的意思。比如稱某人“Dear　Mr.　Li”或“Dear　Professor　Li”，就不該譯為“親愛的李先生”或“親愛的李教授”，因為這樣的譯法太親密了，而使用這種稱呼的英美人，通常沒有這種意思，因為他/她也許只是一個陌生人，或一個未曾謀面的學生，寫信求教、求助而已。因此正確的中文表達方式，應該是“尊敬的李先生”或“尊敬的李教授”。如果要文雅一點，韓文筆譯，那就可以是“李先生尊鑒”或“李教授道鑒”。事實上，如果兩人一旦熟識，甚至成為朋友，雙方開始用名字而不是姓稱呼對方，英文會用“Dear某某”。再熟識親密一點，反而可以不用“dear”來稱呼對方，而會簡單地說“Hi某某”。此處的意思，如同中文中用“小李”“老李”稱呼那樣。以上的親疏關係，如果用“直譯”來表達，就會讓讀者造成許多誤解，似乎第一種情況比後面的情況更為近距離，其實正好相反。順便說一句，如果有些中國學生寫信給陌生的外國人，生怕產生誤會，因此而不用“Dear　Mr.　XX”或“Dear　Mrs.　XX”，而直接用“Mr.　XX”或“Mrs.　XX”，那在收信人看來，要麼是認為寫信人英文太差，要麼是認為對方不懂禮貌。由此可見，一概將“dear”理解成“親愛的”，還會造成這種不必要的誤解。當然，“dear”一詞，在戀人、愛人之間也用，但使用的方式往往是“My　dear”、“My　dearest”，若將這兩種稱呼譯成“我親愛的”或“我最親愛的”，倒是行得通的。但為簡潔之故，也許“親愛的某某”就可以了。中國文化本來就比較含蓄，用“親愛的”來稱呼對方（戲謔的除外），已經足夠表達親密、戀愛之關係了。 
　　
上例可以說明，其實要想翻譯得好，不但要活用、多用字典，即比較使用字典提供的多種含義，以便找到其中最貼切的對應詞。譯者不能以“直譯”為藉口，一概懶惰地用某個外文單詞的最常用的中文對應詞來翻譯。而真正好的翻譯者，則還可以更進一步，如果字典中提供的對應詞仍不敷用，則還需要根據上下文的意思，尋找更好的表達方法，以準確掌握並且表現原文、原著的確切意思和內容。這�著作標題的翻譯，就大有學問。前幾年某出版社翻譯的佛蘭克(Andre　Gunder　Frank)的《白銀資本》一書，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。因為原作的英文標題是“Re-Orient”，與作者想挑戰西方中心論的意圖十分切合。但是如果直譯成中文，如“再東方”、“又東方”等，就不是好的中文，因為它會讓人感到一頭霧水、不知所云。而《白銀資本》的譯法，既符合中文的習慣，又真切地展現了原作的內容，因為作者在書中，用“白銀”在近代以前曾流向中國來指出中國一度是世界經濟的中心，而“資本”一詞，又符合作者強調中國在資本主義興起的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因此《白銀資本》這一標題的翻譯，完全可以與原來的標題媲美。據說Frank本人生前對“白銀資本”的使用，也非常欣賞。 
　　
有些出版社對譯作品質差找藉口，說我們不追求“信、達、雅”，只是“信”，希求有所“達”。但在筆者看來，這真只是個藉口，因為三者之間，其實無法分離。設想一下，如果一個譯者的譯文生硬拗口，讀者何以知道他對原文有“信”的理解，而不是簡單地找出每個單詞的（一個）對應意思按原來的句子結構排列一下而已？這與使用電腦翻譯軟體有何區別？近年許多鬧出笑話的中文功能表翻譯，就是如此“直譯”的結果。因為“達”就是在正確理解了原文之後才能做到的，也就是說，只有做到“達”，才可談“信”的問題，否則“信”無從談起，因為讀者無法知曉譯者是否完全理解了原文的意思。易言之，翻譯必須在理解了一段話的全部意思以後才能做到；翻譯不可能是字對字、或句對句的翻譯，因為一種文字和另一種文字之間的差別太大了。再者，“達”與“雅”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，因為在中文中，有時只有“雅”才能真正做到“達”，亦即準確表達原作的意思。如前幾年流行的一個美國電影，原題“The　Bridges　of　Madison　County”，意為“麥迪森縣的橋（們）”（因為原文的“橋”是複數）。這樣的直譯，行得通嗎？因為它既不“達”、又不“雅”。而要真正做到“達”，即點出電影講述的一對中年男女之間的一段短暫、傷感而又讓人懷念的愛情故事，那就必須用許多人會認為“雅”的譯法“廊橋遺夢”，才能做到。當然這一“雅”譯，也有先例。在40年代，也有一部美國電影，原題“Waterloo　Bridge”，意為“滑鐵盧橋”，而中文譯名是“魂斷蘭橋”，借用《莊子·盜趾》篇中的故事，表達影片描述的悲劇愛情。用“蘭橋”這一出自《莊子》的典故來抓住這個故事的核心，可謂雅矣，但如果不這麼“雅”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式來做到“達”呢？換言之，中文本來就是一種雅致的語言，要想“達”，許多時候只有“雅”的方式最為理想，可謂“達在雅中”。要想“雅”，就必須真正理解原作的含義——“信”，而這種真正的理解，就是通過“達”來展現的。這三者是相反相成的辯證、連環關係。 
　　
說了這麼半天，許多讀者可能會感到太過理想化，那就提一個具體、簡單的建議，作為本文的結束。我想要譯出通順的譯作，至少有一點應該可以做到，那就是不照搬原文的標點符號，而是根據中文的習慣，重新組織句子。因為中文相對外文，句子要短得多，如果照搬外文的長句，那麼譯文就不可能通暢。當下的譯者、編輯們，是否願意採納拙見？